岁月如烟,往事如昨

——平江一中旧事杂忆

1959年9月，整个中国正处在“大跃进”的狂潮中，全国人民都在“大干快上”，期待以“奇迹”向国庆十周年献礼，就在这躁动的氛围中，上级一纸调令，将我由平江二中调平江一中，从此我与一中结下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。

当时的一中尚处于初创时期，校园局限于天岳书院，校舍老旧，操场狭小，条件简陋，可以说什么都缺（连校长都出缺，由李叔益同志任副校长主持工作）。我到一中后被安排从事总务工作，一年后原总务主任因故调离，我便以总务副主任（后任主任）身份开始主持学校总务工作。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为度过难关，我们自力更生、发展生产，很快建成了包括茶园、菜园、猪场、鱼塘等在内的生产基地，呈现了“田里有粮、园中有菜、塘里有鱼、栏里有猪、山上有茶油”的生动局面；为改善办学条件，我们想方设法，翻修校舍，整修操场，添置设备，保证了新开办的高中部的正常教学（一中58年正式开办高中班）；六十年代初，为扩大校园，学校组织相关人员，完成了对学校附近“九嘴十三坡”的实地勘查，将之征收进一中（多数地方成为如今校园的主体，少数地方62年“反平调”退还地方，如今建成了江南花苑与福星－香缇轩住宅区）。65年9月，岳阳行署任命我为平江一中副校长，兼任支部组织委员，与李叔益同志成为亲密搭档。当时李叔益同志潜心专注于学校长远发展与全面工作，将后勤、总务、基建、人事乃至外出联络开会等事务放手交给我这个“清道夫”去处理，我们配合默契，带领全校师生，开创了一中历史上一个“黄金时期”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，高考捷报频传，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原县委书记胡孟军、原市委讲师团团长邹振江、原县进修学校校长皮志鹄等都是这一时期毕业的学生。

好景不长，66年秋，文革风起，学校工作受到严重冲击，陷入瘫痪状态。我根正苗红出身好，与学生关系好，未受大的冲击，在文革武斗中，两派学生都对我予以保护，在红卫兵串联期间，我带领157名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，还有幸作为教师代表，受到毛主席接见，伟人风范，历历在目。但在那黑白颠倒的荒唐岁月，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：李叔益同志受到错误批判，被勒令“靠边站”；许多老师受到不公正对待，乃至批斗；张长鸣老师蒙冤入狱，身陷囹圄；粟建辉老师及工友陈湘凡同志含冤去世。动荡一直持续至68年一中革委会成立，陈漂兮任革委会主任（陈漂兮，农机厂工人，时任工宣队负责人），我作为“老干部”（实际上只有35岁）被“结合”进革委会任副主任，革委会的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，主张“泥腿子”上讲台，而将作为教学主体的广大老师置于被教育、被改造的地位，这当然是荒谬的，但革委会结束了“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”的动乱状态，恢复了校园的宁静。72年，我被任命为平江八中副校长，后任校长，在八中工作不到一年，我就被借调县委宣传部工作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77年上级安排我回一中任副校长、副书记，分管后勤基建、组织人事，在时任校长李燕安带领下，学校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拨乱反正，使经受十年“文革”重创的一中走出积重难返、百废待兴的状态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。80年，一中开办重点，老领导李叔益同志重任校长（李叔益同志调任教育局长后，曾祥泰、刘仔坚、彭知微相继任校长），在此期间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一中也进入了跨越发展的新时期：从全县范围内选调优秀教师充实教师队伍，高中招生从全县范围择优录取，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，新建了教学楼、食堂、学生宿舍、游泳池、实验楼，84年建成了第一栋厨卫配套齐全的宿舍楼——五级楼，在当时可谓一大“创举”；在教学方面，也创造了新的辉煌，84届高考,大批学生被清华、北大、人大等名校录取，录取率居全省前列，平江一中真正成为湘北名校、平江教育的一面旗帜。

89年后，由于年龄原因，我不再担任副校长，以副书记身份协助新的领导班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后来李日瑛同志（时任一中书记，后任校长）要我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年近6旬再去充任“大办事员”非我所愿，但我仍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，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奉献余热。在此期间，完成了大量事务性工作，主持了几栋新宿舍楼的建设，与井墈村深垄组达成征地协议，完成了学校操场改建。96年，在新的400米跑道标准田径运动场竣工后,上级正式批准我退休,漫长的工作生涯至此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我在一中工作了33年，担任副职20余年，有人说我是“不倒翁”，也有人笑我“千年老二”，还有知心朋友坦言，如果不是误打误撞，一头扎进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一中，在其他单位或许有机会做一任正职，对这些议论，我都一笑置之，我是贫苦农家出身，只有初中学历，能到一中这一平江“最高学府”工作己是万幸，无怨无悔。我算不上知识分子，但我尊敬知识分子，敬佩他们的敬业精神与责任担当。在任期间，我千方百计对一些名老教师予以保护、照顾，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认可，许多德高望重的老领导、老教师回校，都要来探望，他们都没把我当外人，更没有当“草莽”，而是视为知己。我觉得自己在一中工作，拉近了与知识分子的距离，也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，所谓“近朱者赤”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在一中工作期间前后经历了九任校长，我们都合作良好，那时条件是艰苦的，环境是恶劣的，也有过意见不合，但大家心情愉快，没有扯不清理还乱的个人恩怨，留下的只有同心协力奔事业的美好回忆。我认为领导班子要和为贵，正职决断不武断，副职到位不越位，大事讲原则，按政策办事，小事讲风格，互谅互让，班子成员水平有高低，能力有强弱，资历有深浅，性格有差异，但只要团结一心，就没有迈不过的沟坎。

我在一中一直从事行政事务性工作，自己业务能力不强，但我并没有因此嫉贤妒能，相反，对业务突出的骨干教师，我始终高看一眼，厚爱有加。我分管人事期间，大批优秀教师调入一中，如黄传忠、叶运佳、欧阳燕、方缉兮、李德庆、李江村、李祯祥、徐大鹏等后来都成为平江教育的中坚力量或领导。此外，我还尽我所能，帮助老师们解决实际困难，坚持“三个必定”：一是老师或家属生病，必定前去探望；二是老师家中长辈去世，必定前往吊唁。如吴曙勋老师家在长沙县（俗称“小长沙”），当时交通不便，路途较远，其父亲去世，我们克服困难，坐手扶拖拉机辗转至其家吊唁；三是老师有困难，必定全力以赴帮忙解决，80年代初，许多外地籍教师配偶都没有工作，我和李叔益校长同赴县委会争取，为许多外地籍教师解决了配偶工作。

最后，作为一个干部，廉洁自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水平不高，能力有限，但在廉洁自律方面，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。我在一中主管基建，经手做的房子数不胜数，但我自己一直没有住过新房；我主管人事，调进了许多老师，都是规规矩矩，择优选调的，没得过什么好处，也没有安排过自己的亲友；我爱人一直在城东学校教书，风里来雨里去很多年，最后还是刘仔坚同志发话才调到农科所子弟学校。“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如果说我在一中还有点信誉或曰威信的话，应该与我相对比较公道、廉洁是有关系的。

岁月如烟，往事如昨，人生苦短，来日无多，我已年逾八十，垂垂老矣。我是平江教育战线普通一兵，没有过人业绩，更没有突出贡献，本不该胡言乱语，欧阳燕老师来访，力劝之下才斗胆口述一中旧事，由稚子记录整理，辞不达意，贻笑大方，算是对后人的一个交待吧。